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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玉米粒

玉米粒=琪琪=清清 ~.~ = ^.^

 
 
 

日志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11)~(13)  

2009-10-23 14:51:36|  分类: 《世界因你不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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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11)

 

没想到听完我的解释打桥牌的故事后,面试官最后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

 

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need-blind admission (需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春藤盟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在这里打工与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属于有“特长”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到了暑假,我也给一些公司做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是写了前面说的那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我对“自食其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1981年在法学院的一次打工经历,却让我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训。当时,法学院有一套非常老的学生选课系统,是用Cobol语言编写的。法学院院长想把这个软件从昂贵的IBM主机移植到价格低廉的DCE VAX计算机上,但是,院长找到的每一个承包商都报出了昂贵的价格。

 

后来,院长听说我是编程序高手,就来找我,“你能不能帮学院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每个小时7美元的工钱。”我特别开心,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天价”了。我特别有信心地说,“我肯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会影响秋季开学的使用。”院长听了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初步的结果,我告诉他,大概8月初就可以让整个程序跑起来,到了9月开学前可以调整一段时间。

 

接下工程以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没有认真对待“8月初就可以让程序跑起来”的承诺。7月初,我又疯狂地打了三个星期桥牌。到了7月底,我才如梦初醒,想起对校长的承诺,开始为法学院的软件忙活起来。谁知道,这个工作的繁琐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开始着急,开始没日没夜地写。眼看到了8月,我只好跑到院长面前惭愧地说,“这个工作比我想象的复杂,整个程序要8月底才能跑起来。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9月开学的时候。”

 

院长非常生气,他说,“既然你不能按期交工,我看你就不用接着做下去了。”很显然,我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

 

对于他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家里,我整整反思了一个晚上。这时候,我才感到,失去别人的信任,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你也会感到失去了自身的价值,那种痛苦会把人完全淹没。被拒绝的这一课,一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件事情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时刻地监督着自己,让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保持一种律己的心态。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可贵,在于他是一个诚信和负责的人。若干年后,我自己走上了公司的管理岗位,面对上司和下属更高明的期望,我一直以“言行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体现自己。

 

大二暑假,我开始自己寻找“暑期工”的机会来进行社会实践。其中在投资银行高盛工作的机会,是一个打桥牌比赛后,我们聊得比较投机,她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为何不到我们这边试试?”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家投资银行来进行面试。

 

面试的过程非常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因此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品质要求特别高。他们用测谎仪对面试这进行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识过测谎仪,虽然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有点紧张。

 

一开始,面试官问:“你有没有酗酒?”

 

“没有。”

“有没有吸毒?”

“没有。”

“有没有盗用过公款?”

“没有。”

“有没有赌博?”

“没有。”

“确定没有吗?为什么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当时,我正在想:桥牌算不算赌博?我确实有几次和同学玩桥牌时,下了小小的赌注。然后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你一个礼拜输多少钱?一千?五百?”我赶紧解释说:“只是打桥牌时和同学玩玩。”他又追问:“真的吗?请将实话!”很严厉的口气。我心中暗叹:真是太可惜了!难道我就因为打桥牌下注断送了这样一份很好的工作吗?没想到听完我的解释打桥牌的故事后,面试官最后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这个时候,我的心跳的更快了。

 原来,我申请的工作可以接触相当多的敏感数据,例如高盛即将推荐的那些股票,以及收购案中的一些并购资金的数目,他们怕暑期工拿这些数据去发财,所以他们必须吓唬每个申请者,这样才能筛除品行不好的应聘者。(连载十一)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12)

 

电话那一头几乎是沉没了半分钟,我才听到了一声“愿意”。后来,她告诉我,她感动的哭了。

 

刚刚到美国,妈妈就警告我不能和美国女孩子交往。因此,我一直恪守着对妈妈的诺言:“不我找美国人做女朋友。”到了大学以后,我不是沉迷在桥牌里,就是忙于暑假打工赚足学费,因此感情生活一直是一片空白。

 

1982年6月,我回到了台湾温暖的家中度大三那一年的暑假。我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家里所以人都在张罗我的“终身大事”。后来姐姐们告诉我,妈妈在那个暑假之前,就开始部署一切相亲事宜了。在我回台湾之前,她们已经列好了一份名单,准备让我进行轰炸式的相亲。那个时候,我还从未跟一个女孩子约会过,这样的安排让我既期待又有些畏惧。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相亲时,那个女孩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来相亲是被爸爸妈妈逼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我的男朋友。”我回到家后,心里想:“相亲真是一件蛮无聊的事情。”

 

但是,仅隔一周的第二次相亲,我就奇迹地遇到了一生中的喜爱。她就是我现在的太太谢先玲。那次聚会,超大的桌子旁边坐了两家的十几口人,大人每年没事人似的热热闹闹用四川话谈论政治,谈论谁谁谁又退休了,谁谁谁又提升了,好象没有相亲这回事。在忐忑中,我看到了坐在我正对面的“相亲对象”。

 

这是一个梳着长头发、长着甜美娃娃脸的女孩子。她坐在那里,真是相当的安静,举手投足也很淑女。这就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影响。不过,我们隔得太远,又都比较害羞,当然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到家里,父亲问我:“你觉得她们家女儿怎么样?”我一头雾水地说:“没看清楚,是不是也太文静了?”

 

现在先铃回想起25年前的往事说“当时我爸爸也问了我的感觉,我对我爸爸脱口而出,影响实在不怎么样啊,他一言不发,表情又好严肃,几乎不怎么正眼看我,简直是在耍大牌呢,觉得自己是美国名校的就了不起!”

 

我委屈啊。我不说话,是因为那么多长辈,我一直没有机会说话。我不看她,是因为不敢正眼看她。

 

然而,对方这些不疼不痒的话语,经过中间人的传播却完全变了风向。我听到的回馈是“她女儿觉得你挺不错的。”而传到她那里的信息则是“他儿子特别喜欢你!”我们两个当时听到对方这样的变态,都觉得,再接着见见面也无妨。

 

我还记得我和她的第一次约会。这个安静的女孩,真的开始吸引我,她的一颦一笑非常温柔,表情也十分可爱,而且说起话来轻言轻语的,有一种单纯又温婉的气质。

 

和我一样,她也没有什么与异性交往的经验,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很投缘。第二天起来,我对姐姐们郑重宣布:“谁也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我现在已经找到想要的人啦!”

 

从此之后,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对待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得知她们家住在台北郊区内湖,对繁华的台北市区里的馆子不熟悉,我让我姐姐们给我列了一张长长的餐馆名单,包括我们平时尝试过的所有好餐馆,我决心带她一家家去吃。而姐姐们特别支持我多多付诸行动,她们甚至每人给我捐了一万台币的“恋爱经费”,让我有实力去对女朋友好。那个时候,我对她夸下海口:“要带你吃遍台北!”

 

交往过程中,我发现她除了可爱、纯洁,还是一个罕见的传统中国女性。为了家,她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每天一大早起来,她抢先把家务做了,扫地、买菜,生怕她年迈的外婆和身体不好的母亲劳累。父亲生病时,是她整整一个月睡在医院照顾。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了我。

 

到了暑假后期,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到了回美国的那一天,我和她约定,尽量多给对方写信。

 

回到美国后,我们开始了鸿雁传书的一年,我一两天就给她写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向她诉说美国的大学生活,还有身边的各种趣事。而她的来信也是一两天就会飞到我的手里不过就比较含蓄,虽然也谈论很多事情,但是没有那么炙热的语言在里面。

 

1983年,还不到21岁的我正准备开始读博士。而同时,另外一个想法也慢慢地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想在走入这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多一个伴侣,让她陪着我选择,陪着我走人生路。我不一定将来能够成功,但是,我希望能够让她快乐,给予她幸福。

 

在信件里,我表达了结婚的想法。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她来说,真的是太突然了。她后来对我说,她不但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更觉得结婚对于她来说简直是十万八千里远的事情,被我一问,有点懵懂了。因为她还想在台湾多待一阵,还想照顾外婆。

 

等待她多日考虑后,我给她的家里拨了越洋电话。我清了清嗓音,对着电话说:“我知道,这样的求婚对你来说有点突然,我们的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已经认定你了,我相信你也认定我了。所以,”我顿了顿说“你愿意嫁给我,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吗?”

 

电话那一头几乎是沉没了半分钟,我才听到了一声“愿意”。后来,她告诉我,她感动的哭了。在1983年8月6日,我们在台北举行了婚礼。(连载十二)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13)

1984年暑假即将来临,我正沉浸在自己课题的十字路口上,不知道何去何从。

 

1983年,我从纽约来到匹兹堡,花450元美元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等待我的新婚妻子飞到美国和我团聚。当时,我读博士的奖学金是每个月700美元,租房子后,想到每个月只剩下250美元的生活费了,我不禁为自己的前景担忧起来。

 

第一个月,我按规定和所有的教授来了一次“相亲”。每天听不同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注意到了拉吉瑞迪,他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印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瑞迪教授是一个50多岁的印度裔教授,小个,秃头,和蔼可亲,博学多识。上课的时候,他大讲《星际迷航》、《机器人》这些幻想片,还放电影片段给学生看。谈起语音识别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总是闪耀着光芒。

 

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一方面,太抽象的研究很容易看不到应用前景的课题往往又不太深刻,而语音识别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最佳结合。而且,想到这是一个能够改变为了计算机和人类交流方式的课题,我感到兴奋不已。于是,我写下了拉吉瑞迪的名字,有趣的是,瑞迪教授也早已看上了我这个学生。

 

卡内基梅隆大学对博士教育实行“严进严出“的制度,学校每年申请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的学生有3000人左右,可收到录取信的只有30人左右,只有非常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才可能脱颖而出。而且,就算被录取了,也不意味着你就能安全毕业。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还有一个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制度,即每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系里所有的教授会进行一次集中讨论,讨论的话题是“哪个学生要被请出学院”。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研究项目毫无进展的,都有可能在“黑色星期五”被淘汰。卡内基梅隆大学每年培养一个博士生的经费大约是两万美元,而一个拿不到博士学位的人,对大学来说是一种浪费。

 

“什么是做博士的目的?”在选定研究方向,正准备挽起袖管大干一番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尼科海博曼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做出重要的成果。”“不对。”尼科海博曼教授不假思索地否定了我。他告诉我“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作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

 

海博曼教授的“做世界某一个领域的一流”的观点,让我十分震惊,我从未奢望在20多岁时走到某个领域的顶峰,但是这种“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激励,我始终铭记在内心深处。

 

1983年10月,我走进语音识别的世界。开始和瑞迪教授一起探讨语音识别领域里现有的成果以及如何突破的可能性,瑞迪说“你来做一个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系统吧。”当时这在世界上是严格无解之谜。

 

所谓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就是说让电脑能够听懂每一个人说出的话,并且识别出来,最后希望达到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让机器对人的语言有所反应,最终达到“人机对话”的理想程度。在我当时所处的年代,人们所做的语音识别系统研究,还只能识别一个人的声音,也就是“特定语者”的研究。因此,瑞迪教授对我的期望就是让我把这个研究成果扩展出来,形成突破,让机器对更多的人的语言识别率提高。

 

瑞迪告诉我“我觉得专家系统是解决不特定语者问题最好的方法,这也是最火的新技术。希望你试试。去吧,小伙子,尽情做你的研究,我这里有科学基金的研究经费,因此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在巨大的期望下,瑞迪把课题的接力棒交给了我。

 

经过数月的钻研,我把整个研究过程写了篇论文发表出来,得到了正面的回馈。第一次,人们知道,在有限的领域和单一的语者身上,专家系统研究出来的机器语音识别率可以达到95%。这意味着,人和机器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了。那段时间,瑞迪开心的不得了,并且更加坚信“专家系统”的方法是个正确的选择。

 

尽管面对一片好评,我却显得非常沉默。其实,这个时候我内心的担忧在已经开始慢慢滋长了。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已经发现专家系统的前景非常不明朗,因为机器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只能听懂特定20个训练的语音。而人与人说话的音节和语调千百万化,只要换可另外100人的声音重新检验原来的研究成果,其识别率立即下降到不能想象的地步,只有30%左右。而且,我们仅仅用了26个词作为词汇,一旦增加词汇,整个系统就将崩溃。

 

1984年暑假即将来临,我正沉浸在自己课题的十字路口上,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师兄彼得布朗,他看到我愁眉不展,就把我叫到一间教室里,在黑板上写了几个统计学公式。彼得布朗对我说“开复,我知道你在做语音识别,并且为之苦恼,但是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统计学的方法呢?从统计中抽取数据我想应该能够提高语音识别率,你觉得呢?”

     所谓统计学的方法,就是从庞大的数据库中进行归类,通过特征的归纳使得数据通过“分类器”,得到结果的一种方法。对于是否能用大量数据库对声音进行统计,我心中充满了好奇与问号。而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语音识别的想法,开始在心中慢慢地兹生。(连载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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