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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玉米粒

玉米粒=琪琪=清清 ~.~ = ^.^

 
 
 

日志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26)~(28)  

2009-10-27 16:28:28|  分类: 《世界因你不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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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26)

 

父亲和母亲的相遇

 

翻开旧旧的画册,发勇于选择的基因就埋藏在父辈的血脉中。父亲曾只身跳上通往日本的航船,苦学5年。母亲在12岁的时候就自己做主,踏上一列从东北开往北京的列车,执掌自己的命运。两个人在人生某一个节点奇妙地相遇。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纷纷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的相持阶段。

 

西安某地,任职于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李天民正在进行抗战宣讲,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台下青年们的激情被台上这个年轻人点燃了。爱国演讲使这个年轻人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他个头不高,但情绪激昂,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台下的茫茫人海中,有一个19岁的年轻女孩,正满眼爱慕地注视着他。

 

那就是我的母亲,王雅清。那一天,是我父亲母亲的第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也是他们相伴50载风雨人生的起点。

 

站在演讲台上的李天民,就是我的父亲,1909年生于四川华阳(现今的成都市华阳镇)。父亲不苟言笑,严肃谨慎,加上我11岁时又远度重洋,此后多年在美国生活。所以,天然的距离导致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我和父亲沟通很少。

 

所以,关于父亲,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无从知晓,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此后多年,我把对他的了解,尽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图画。

 

对于父亲,我的五姐李开敏曾经写文章对他有点滴的回忆,“父亲13岁从军,身高还不及枪杆子高,后来因为内乱,部队解散,重返家园,曾被安排到一父辈家中协助管家,但父亲一心向学,后经何姓乡亲的赞助,前往日本留学。”

 

母亲告诉我,不懂日语的父亲,寒窗苦读5年,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的经济学位。那段时间,独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经常感觉寂寞。晚年的时候,他多次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每当想起一位中国太太吟唱《阳关三叠》一解乡愁,都会为之动容,不能自己。

 

从日本回国以后,父亲是在南京《中国日报》人总编辑,他在当时算是个才子,文笔极佳。后来,父亲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后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干事长。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在遇到我目前之前,父亲曾结过一次婚。那时候他也就19岁,婚后留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后来跟随我母亲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过,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过世了。父亲十分悲痛,这也导致他之后4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象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历。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象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岁,却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11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着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进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的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1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1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10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连载二十六)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27)

 

我的出生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已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象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象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核准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技术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5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千辛万苦地从重庆达到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辛苦,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入手电筒,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幼稚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楞了一下,俯身下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会司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核准选择时,这种坚韧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着“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11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个孩子。

 

1961年,43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年12月3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时候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连载二十七)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28)

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大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令人苦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100条。我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都出门了,我们几个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没有100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母亲的卧室,调慢了她的钟,接着跑到姐姐的房间里,弄慢她的手表。一轮下来,我满头大汗,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当晚,我顺利地晚睡了一个小时,特别得意。可第二天,全家老小都被害得晚起一个小时。上班的、上学的,鸡飞狗跳,落荒出逃。姐姐们怨声载道,恨不得把我掐死。而就算是这样调皮,妈妈还是宽容地对我,没有骂我,甚至说“幺儿还挺聪明的!”

 

去美国以后,我学会一些美国式的调皮捣蛋方法。偶尔回台湾过暑假,就想尽办法损人,我最喜欢的一种是“电话捣蛋法”。作为“孩子王”的我经常成为总指挥,带着外甥和外甥女们一起玩。比如,我们经常趴在一本厚厚的台湾电话簿上,找到奇怪的人名,就打给他们,开一通玩笑。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先随便拨通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接通了,我们就会说:“这里是电话公司,现在正在你们家外面调试电话线,你们家电话会响,但是千万不要接噢,因为一接我们就会触电了。”对方说“好。”此后,我和外甥们开始一次次地拨打这个电话,对方一开始肯定是不接的,但每隔5至10分钟,我们就会打上一阵,对方总会忍不住接一次。在接通的那个瞬间,我们马上模拟触电的声音,惨叫三声:“啊,啊,啊……”吓得对方把听筒都扔到地上。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伟川合著了一部“科学、武侠、传奇、爱情”巨作——《武林动物传奇》,主人公就是我的家人,我给他(她)们每个人都编了个名字,他(她)们要么行侠丈义,要么惩恶扬善。

 

在开篇人物的介绍里,我根据他(她)们的性格特征画了像、做了诗。我四姐李开菁,当时又矮有瘦又黑,我却给她起名“擎天柱白高飞(肥)”,配诗是“人人都向她低头,只是因为她太高,眼睛也是十分好,是否投进了这个球?”在这首嘲笑她太矮、篮球打得不好的歪诗旁边,我还配上了“白高飞”的图片:一个又矮又瘦又丑的小人,拿着比她长好几倍的长矛。四姐气得要命,我和伟川却觉得有趣极了。我们给另一个外甥宇声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猪八戒拿着叉子的形象,我们对他也有详细的描述,“得其母遗传,体重三千斤。得其父遗传,没有好脑筋。”

当然,我也没忘了自嘲,书里有句话“你要记住啊,越吃就越胖,越胖就越不动,越不动胃就越大,胃越大就越胖”,就是爸爸讽刺我胖的名言。

 

在这部长达数万字的小说里,我们每个字都是亲笔而书,没幅插画都是亲笔绘制,我们还在每页的右上角标上页数,做得如同一本真的出版物一样。在这本“手绘本”的最后,我还写上几行字“1972年8月3日发行……翻印者死!”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争取传阅这部小说,大家都被里面的人物逗得哈哈大笑,妈妈也觉得非常了不起,一直珍藏着这本武侠小说。这可能是我儿时最大的“文学成就”了。据说,邻居们听说了,都纷纷跑来借阅这本传奇,在小街区刮起了一阵风潮。我当时还跟母亲开玩笑说“要不然们真的卖给他们算啦!”

 

童年的时光,短暂而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宽容和娇宠,就像阳光一样笼罩着我,给我无忧无虑的成长氛围。回忆起童年,就让我想起那些肆无忌惮、荒唐可笑却又温暖如斯的时光。在我们捣蛋的时候,母亲没有板起面孔,严厉训斥,而是如同搭乘一部哆拉A梦的时光机,回归她自己的童年一样,和我们一起经历梦游一般的快乐光影。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爱一直很透明,这也让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爱的表达”,让我一生受益无穷。(连载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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