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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玉米粒

玉米粒=琪琪=清清 ~.~ = ^.^

 
 
 

日志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50)~(52)  

2009-10-29 12:34:23|  分类: 《世界因你不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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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50)

每本商业杂志的封面都是我

 

这完全是一场我毫无准备的诉讼。Google和我同时成为了被告,我被诉违反竞业禁止协议,而Google被诉唆使我违反竞业禁止协议。

 

准备一份这样的诉讼材料,即使微软也至少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啊!看来他们早就开始了!微软在经历了几年的反垄断官司的折磨以后,俨然已变成了一个法律专家。我清楚地知道,微软法律部门的人甚至比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还多,微软法律副总裁的人数甚至比研究副总裁还多。

 

我,一个法律的门外汉,一个天天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科学家,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律师阵容啊!我从心底里感到绝望、寒冷、委屈、无助和悲愤!为什么偏偏是我?当个微软的副总裁就要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吗?以我的人格、家庭和前途为代价吗?我感到天地上下空荡荡的,7月的西雅图没有丝毫温暖。更让我不敢想的是如何面对家人,尤其是幼子和年事已高的母亲。他们安静平和的生活将从此被打破,作为本分的老百姓,大概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和官司有瓜葛。那一刻,除了自己的委屈,我想的更多的是对于家人的内疚和不忍。我曾经一直是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是他们的骄傲和靠山。一瞬间,这一切都将可能失去,他们还要因为我背上黑锅,担惊受怕,受人指责。因为自古中国老百姓都认为被告一定是不光彩的。这让我如何想家人解释!

 

这将是怎样的一场“诉讼”啊!

 

后来,在微软的一个好朋友私下里对我说“微软确实是在一边留你,一边准备告你。不过,他们知道咱们两个关系好,因此开完你的会,他们就让我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接着开的就是告你的会。因此,关于告你的细节,我根本无法知道!”

 

而微软后来在媒体上公布说李开复“闪电离职”,但其实真正的内幕是微软的“闪电诉讼”。按照我的计划,我至少还需要一两个月完成工作的交接。在接到诉状后,我还非常悲观地这样想过,是不是微软根本就是在用留我的借口拖延时间,这样才能让我和Google在毫无准备时候遭遇“闪电诉讼”呢?

 

“能不能与微软和解?”我在第一时间询问了Google的律师团队,如何能和微软达成庭外和解,那应该是最理想的结果。毕竟,和自己的老东家对簿公堂,挖出各种证据然后互相指责,将是一件万分残酷的事情。那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Google的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德拉蒙德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黑人律师,他曾经帮助Google完成所有的上市准备工作。他身高1米90,眼睛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就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有雄辩的口才和永远充沛的精力。

 

他听完我的看法之后说,“开复,庭外和解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微软诉讼的目的无疑是杀一儆百,把你当做叛徒的例子。我想,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单纯阻止你来Google工作,而是让微软无数有这样梦想的人断了这个念头。因此,我们会试图去和解,但我相信和解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还是准备好吧,准备去打一场硬仗。”

 

“按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

 

“发布新闻稿,宣布你加入Google/让你加入的消息开始传播吧!”德拉蒙德的眼睛像在冒火,他的坚毅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按照计划,2005年7月19日,我加入Google中国的消息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发布了。这个消息引起了极大反响,众多媒体争相报道。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出现在新闻稿里,代表着一个学者和科学家对我的支持。

 

“Google今天宣布聘请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李开复先生,成为Google中国的总裁以及Google中国研发中心业务的负责人。”顾秉林校长说“李开复博士在技术天分、出色的领导力和商业智慧方面有着卓越的结合。而他一直致力于关心和帮助中国的学生和教育,李开复博士是Google中国和Google公司理想的候选人。”

 

这条新闻刚刚发出10多分钟,微软便启动了它强大的公关机器。瞬间,一条新的惊天的消息象病毒一样传遍了互联网,“微软表示李开复加入Google是违约行为!”“李开复已经被华盛顿州法庭起诉”。不仅如此,在所有的新闻稿里,都特意加入了一个有关“忠诚”的探讨。

 

这则消息无疑象炸弹一样,引爆了全球的互联网界。世界上最受瞩目的两家高科技公司打起来了,他们为了一个管理人员的去留竟然打上了法庭,这一具备一切流行元素的新闻事件马上成为各个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说法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充斥着公众的视野。按照媒体的说法,“两大巨头同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争取舆论优势”。

 

我的离职,终于在此时此刻,演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人生第一次,我陷入了如此之大的漩涡中。作为当事人,我对那些咄咄逼人的新闻标题感到“触目惊心”,比如,“微软称李开复投奔Google蓄谋已久”,比如,“微软、Google为争夺中国市场大打出手”,还有,“李开复空降Google的代价有多大?”

 

关于此事的各种言论在互联网上层出不穷。

 

微软律师汤姆波特(Tom Burt)对媒体说:“(李开复的行为)简直是对他与微软所签协定最肆无忌惮的侵犯,他现在的职位与当初在微软所从事的工作构成了最直接的竞争关系。” “微软很少为竞业禁止协议打官司,但李开复投奔Google让微软实在忍无可忍了。”

 

7月20日,媒体上的争论进行的更加如火如荼,Google发出了反击的声音,“我们仔细研究了微软提交的诉讼书,发现微软的指控毫无根据。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打造最佳的工作场所,我们非常高兴能聘请到李开复博士主管我们的中国区业务。毫无疑问,我们将针对微软这些毫无依据的指控为自己辩护。”

 

更多的观点以评论和论坛的帖子的方式进行着,一浪高过一浪的讨论再次将我置于爆炸性事件中心。

 

有人在猜测我是否真正地接触了微软的核心机密,有人对我如此离开微软表示惋惜,也有人说李开复即使加入了Google也无法适应中国混乱的互联网生存规则,还有人在详细解释竞业禁止的种种规定。

 

更多的人在试图解决诉讼背后的引申意义。“微软的此次诉讼,与其说有法律上的意义,不如说只是一种姿态:微软打算以法律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前途。而对于微软本身,其实这不是个好兆头。因为一个发展良好的公司,有时候根本不必借助于这些小动作。”

 

多数人看到了这场所谓争夺背后的意义,“李开复的倒戈再次表明管理人才、挽留人才、抢夺人才已经成为商战新的制高点。”

 

美国著名跨国IT咨询公司木星调查公司(Jupiter Research)的分析师乔威尔考克斯(Joe Wilcox)表示,“‘李开复事件’已经超出了两家公司对一位技术人才的争夺本身,这场争夺已经意味着PC时代的巨人和互联网时代的巨人在为未来的霸主地位进行争夺”。

 

就在这一天,我在Google得到的薪水被微软曝光了。文中的观点认为,我是为了得到高薪而转投Google的,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2004年我曾经获得超过100万美元的补偿,这些钱就是作为竞业禁止的补偿。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在微软的申请表格也被曝光,上面甚至还写着我的身份证号码。这让我的个人隐私顷刻之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完全

 

“是无稽之谈啊!”我在Google的律师面前面色发白,“2004年获得的100万美元完全就是

 

我的薪水和股票,这是我一年的总收入,与该协议没有任何关系!”“我从来没有在微软收到过任何的竞业补偿金!”此时此刻,我感觉到,这场旷世争论已经开始脱离了它本身的方向。

互联网上不明真相的攻击、捏造和蓄意抹黑,已经从这一刻开始了。网上接连出现了以诚信为主题的人身攻击!甚至有人专门以我对大学生的公开信做起了文章。题目叫做《给李开复的一封信——从诚信谈起》,阅读的网民不计其数,我生命中的无法承受之重在这一天达到了极致!

 

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的前提下,随意撰写出来的。这让我开始觉得万分委屈。

 

在成为被告的情况下,任何的公开言论都是不适宜的。热情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况也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

 

那么什么是竞业禁止协议呢?在法律上,这类的协议都是限制员工离职后在竞争对手的企业中所能从事的工作范围。微软的协议实质是设法阻止员工在离职一年之内,到竞争对手那里从事同样的工作。这类的协议并非在美国各州都合法,比如,在我微软总部所在地的华盛顿州是合法的,但是在Google的总部加州并不合法。

 

但是,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有一项判决曾清楚阐明,即使有竞业禁止协议在先,一个公司也不能随便阻止员工更换工作。这个案件的名称叫做Perry v.Moran。该判决明确指出,公司不可用竞业禁止协议来阻止其他公司使用某员工个人的独特品质来与其竞争。公司对雇员工作上所能设置的限制是极为有限的。

 

那么回到我的案件当中,在微软美国,我从事的工作是在语音识别以及自然语言方面。而到Google工作,用不到以前从事的任何关于语音识别或自然言语处理方面的知识。

 

而议论纷纷的搜索引擎方面的竞争则更是没有任何直接的冲突。我在MSN时期,微软所做的搜索引擎完全是外包业务,完全没有核心技术可言。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在搜索技术上与Google相提并论。在从事几个月外包工作以后,我很快就被调离了那个MSN部门。

 

而最后我在微软的工作项目中,有一个名为help system(帮助系统)的项目,当用户需要帮助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帮助框,当你打入一个需要帮助的要求时(例如:“放大字体”或“压缩照片” ),Office就会把你的help要求与它能够help你的所有内容作一个比较。这是一个在软件之内的查询功能,与真正Google所做的互联网搜索绝对是两个不同的技术和概念,因此,也绝不构成真正的竞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非技术人员很难弄懂的概念,成了微软频频向法官提交的混淆视听的概念,成了外界一时间无法搞清的真相。同时,也成为我和Google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的原因。

 

但我和Google坚信,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获得工作的自由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知道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也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我必须走下去。7月底,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从台湾和美国东部飞到西雅图。我的家人开始全力以赴地帮助我度过难关。姐姐们每天都字打包家里的东西,准备帮助我搬到加州。而我一个人则往返于加州和西雅图之间,为我自己的官司奔走着。

 

在这个时期,我经常飞行。而一个可悲又可笑的现象是,当我随便走进机场的书店想挑选一两本杂志在飞机上阅读时,在杂志架上看到的几乎全部是我的头像。在每一本商业杂志上,我几乎都是封面人物!这时候我总是赶忙离开。在航班机舱里,随便翻开一本杂志,又是对我的报道。

 

在媒体轰轰烈烈的炒作下,2005年7月27日,华盛顿法院在技术资料过于繁杂、法官一时无法弄清大量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暂时性判决:到9月13日之前,我不能到Google去上班。这个判决将被9月13日的判决所取代!

 面对暂时不利的判决,面对轰轰烈烈的媒体争论,面对咄咄逼人的起诉者,我终于体会到一种“四面楚歌”的感受。那段日子,我的生命没有阳光,只有看不到的尽头的黑暗。那段时光,所有的快乐都被删除了,睁开眼睛,感觉到的只有悲伤和痛楚。  (连载五十)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51)

人生中最艰难的60天

 

一个人如何面对挫折?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一个人的情商究竟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候拯救他?一个人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情绪控制?

 

确实,诉讼是我经历的最痛苦的“当头棒喝” !而随后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也是我无法承受的一种委屈——被冤枉。

 

在那段时间里,随着事情的不断演变,各种不实报道也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微软对我指控的“罪名”也越来越多,它强大的新闻机器一经启动,就从来不会自动停歇!

 

后来在官司结束一年多以后,一名微软公关部门离职的人给我描述了当时的真相:在那段时间里,公司有一间专门的小屋子,里面挤满了策划撰写与我相关新闻的员工。她就是具体执行者,主要是逼迫这个团队找来各路写手和记者,向他们灌输微软是受害者,李开复是不诚信的。当时在这个团队里,有许多人曾经跟随过我到大学里演讲,和我并肩工作过,也曾看到我为微软出面道歉,安抚客户,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现在执行这种指令,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曾经有一个女孩觉得完成那样的工作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听到指令后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当时,微软的声音主要有:我参加负责过搜索业务部门,因此掌握微软的搜索机密,还常在搜索方面指导盖茨,甚至声称最近12个月就和他开过3-5次一对一的搜索技术探讨会议。另外,微软声称因为我参加在微软中国工作过,并且蓄意将我的职责夸大为负责后来微软中国的全面业务、政府关系和研发集团,所以掌握了微软中国的机密。甚至提出由于我在微软中国进行过招聘,所以连在Google的招聘工作我也不能做。

 

另外,微软还在媒体上大肆渲染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在我休假之前问我是否打算回来,我说的是“Yes!”但我最终离职了。微软自称内部有规定,员工休长假的时候,一定要承诺自己会回来工作。可是为什么我在微软的七年中从未听说过这个规定?是为了栽赃我刚刚制定的吗?

 

显然,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

 

对于我有关搜索技术的指控,更是丝毫没有根据。

 

我离职以后,一位搜索部门的员工发出了这样的电子邮件,“李开复根本和我们的技术无关,但是我们要把他卷进来,这样的诉讼才有戏。到时候他就知道,他被栽赃了。”而这封内部邮件后来被提交成为法律上的证据。

 

对于微软说我“和盖茨讨论搜索引擎并且多次开会”的指控,真的是子虚乌有。事实上,自从我寄出一封邮件表示我对微软搜索完全失望以后,我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搜索的讨论。盖茨的会议记录里也证实2004年以后,我和他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议谈搜索。

 

微软甚至指责我掌握微软的招聘机密。但是后来,当我的律师问起“李开复到底掌握什么招聘机密”时,微软的“专家”资深副总裁也只能说出:

 

“Hire People—some experienced, some less experienced(雇用一些有经验的人,雇用一些没有经验的人),Hire tens,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people(雇用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人),Hire them from universities(可以雇用大学毕业生),Hire them from within Microsoft(在微软总部进行招聘),Hire them based on referrals(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招聘)。”

 

招聘了几百人就成了机密了?太匪夷所思了吧!因此,当微软指控我知道招牌的机密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我究竟知道哪些机密。

 

刚开始的几天,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然后看着负面新闻充斥屏幕。当满心的委屈倾诉无门时,我变的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体重迅速下降,面容十分憔悴。

 

我不敢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我不希望年事已高的她还为儿子操心。但就算家里人都瞒着她,也不可能瞒的住。台湾电视也在天天炒作这件抢眼的大新闻,母亲打开电视后,总是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和影子满天飞。

 

有一天,妈妈终于按奈不住了,从台湾打电话给我。对于官司,她一句都没有提,只是简单地对我说“儿子,妈妈相信你,要按时吃饭,保重身体啊!”都说男而有泪不轻弹,但是在电话这一边,我已经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

 

在面对质疑和困难时,惟有家人的支持能成为我迎接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

 

我终于意识到,失去勇气就意味着丧失了面对挑战的机会,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 悔恨终生。我今生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在世,我们要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并用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内心的声音开始告诉我,“不能这样,我要振作起来!”

 

某一天早上醒来之后,我作出了决定,我不能浪费一秒钟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我要专注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为打赢官司而全力以赴。

 

于是,从那天开始,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把订阅的报纸停掉,不再上网看有关诉讼的任何新闻。因为这些都是我“不能改变的事情”,需要用胸怀接受,在这些新闻上浪费时间,除了给我增加痛苦以外,什么正面作用也没有。

 

我静下心来,开始和Google的律师团队努力合作。在真正的判决来临之前,我要将全身心都投入这场艰苦的战斗,以便增加自己的胜算,并说服法官我没有错,这才是需要“用勇气改变的事情”。

 

在暂时的禁令颁布以后,Google坐了一个重要决定,它放弃了以前的律师,聘重金了全加州最有声望的律师来协助我打官司。这个律师团队是一支“梦之队”,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彰显出智慧与活力,都是天才。对我来说,这6个星期虽然如同人间的地狱一般煎熬,但也是我人生中无比充实的6个星期。与这些律师朝夕相处,除了让我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外,我也被他们的职业精神及毅力所打动。

 

在这和时期,我的律师团队变成了7个人。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合作搜集资料、搜集证据,全心全力地准备着这场战役。他们中间有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他坚毅而平静。

 

有娇小的、坚持原则的华人女律师黄安娜(Nicole Wong),她是Google的副首席律师。后来关于Google回应微软的博客,全部是她来撰写的。

 

有工作狂一样的韩裔律师麦克尔权(Michael Kwun),他负责所有诉讼的细节。

 

还有“梦只队”的带头人,性格豪爽如西部牛仔一样的约翰柯克尔(john Keker)。约翰被评为旧金山最好的律师,他过去处理过很多著名的案件,包括里根总统时代的“伊朗武器”案。

 

另外,约翰的团队还有两员大将,一位是印度裔的拉加什唐格里(Ragesh Tangri),他是技术和法律的双重专家。所有技术问题,他都能掌握的很清楚。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在高科技公司做一个称职的技术经理。

 

另一位是经常帮我练习在法庭上如何回答问题的素姗哈里曼(Susan Harri-man),她是一位刚柔相济的女律师。一方面,她可以温婉地和你交谈,悉心地倾听你的顾虑,让你觉得她仿佛是一个最好的心理治疗师。同时她也有刚强的一面,她的职责是模仿微软严厉的律师向我体问。当她扮成微软律师跟我过招时,那咄咄逼人的架势经常让我觉得她瞬间换了一个人。

 

最后一位,布莱德凯勒(Brad Keller)是我的私人律师。他和其他的律师不同。如果说前6位是咄咄逼人、智商超高的典型,那么凯勒就是一位绅士,他总是彬彬有礼,人人都喜欢他,因此Google的律师认为由凯勒代表我更合适。

 

正是这样一个“梦之队”,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里与我风雨兼程。这7个人都是非常重视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国人,和他们讲话,我都会感到一种勇气,一种正义感和非常强烈的自信心。

 

在搜集证据资料期间,我们向微软提出,需要收集我在微软期间的一些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邮件来证明我的清白。但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往往会变的很复杂。

 

邮件如何起到证实清白的作用呢?比如盖茨提出,我参加多次和盖茨交流微软的搜索机密,那我就需要从既往的邮件和会议记录中查到,我们自从某个时间点后就再也没有谈论过搜索。比如微软提出,我雇用了很多资深的人做微软中国区的领导,如陈永正就是我主导雇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往与微软人事经理的往来邮件中找出证据,证明我只是参与了对陈永正的面试,而不是最初的推荐者,也不是最后的敲定者。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中,E-mail的复印材料是被允许作为证据被接受的。在微软多次的反垄断案件中,都因为员工写工作邮件时总是不谨慎地出现“捆绑”一词而导致对微软不利的影响。因此,微软最后甚至出台了“邮件手册”来教导员工们如何写邮件。而微软也会告诉员工,在必要的时候,要用电话而非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交流。

 

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大家都会知道,所有的工作邮件都是公司可以随时调用的,也随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现。就算以前的工作邮件被删除了,从技术上也可以从过去的备份中将已经删除的邮件恢复。因此,当我们提出需要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时,微软有义务为我们提供。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律师接到微软提供的证据以后惊呆了!“开复,他们给我们提供了30万封邮件!”“啊,我们只要求几十封,不可能有那么多封邮件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大吃一惊。但是,等我看到了实物以后才知道,微软在每一项邮件请求方面,都罗列了大量相关的邮件。因此邮件的数量达到了30万封,而最惊人的是,这30万封邮件不是普通的电子文本文件,而是以图片格式的文件压缩在20张DVD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搜索模式来找到需要的邮件。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们是不是分头来一封一封地读?”律师们无奈地问我。

 

这无疑是对方在有意给我们加大工作量,这样就算十个人做一个月也做不完。我条件反射般地问“平时你们律师是不是在电脑上都用OCR软件(字符识别,也就是从图片到文字的转换),我们是否可以把图片格式的文件全部扫描成电子文字版?”“确实,我们都在用这个软件,但是30万封邮件太庞大了,我们的软件数据库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工作了量!”

 

我思索了一会,淡淡地对律师们说:“我来处理吧。”

 

我绞尽脑汁地寻找解决方案。我对团队里的律师说“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更好的版本的OCR软件,把图片格式的文档转换成文本形式,然后再用Google桌面搜索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

 

“那就试试吧,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

 

律师一通尝试后,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不过后来,律师们发现高兴的有点太早了,OCR软件尽管可以识别图片,但还是会犯一定的识别错误,比如有时会把2004年识别成7004年,把2006年识别成2005年,把2005年识别成2006年,最可笑的是,把Ballmer(鲍尔默)识别成了Balder(更秃)。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识别的错误率很高,这就给律师团队的搜索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不是搜索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此时扮演的更象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角色。我告诉律师们,如果想搜索2005年的有关招聘的邮件,又担心识别成2006年,那就要用高级搜索键入2005、2006和recruit(招聘)的字样,这样就不会漏掉需要的信息了。

 

事实证明,技术难题被解决以后,效率也在飞速提高。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需要的在证据。而这些邮件,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关键证据。有了这次经历,律师们都和开玩笑说“开复,我看以后Google不要你,就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吧,你一个能顶两个!”“啊,真的吗,我真能顶两个律师啊!”对方耸了耸肩膀说“我是说,你可以顶两个IT技术支持人员!”

 

除了认真搜集证据以外,律师希望能够让法官在阅读当地报纸的时候,不光看到微软一边倒的言论,还要让法官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如何能够让真相和正面的声音得以显现?如何能够至少让本地的法官早上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接近真相,而不是凭空臆测的细嫩报道?这又是一个挑战!

 

Google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体接触,除非我有很信任的朋友。这时,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克里斯蒂海姆(Kristi Heim)。由于早年曾在中国学习过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说的非常流利。而且,我思维敏捷,睿智成熟。早在2003年,她曾跟随我到高校演讲,亲自听过我给中国大学生做的成长励志的讲座,也正是通过哪次跟随采访,她对我与中国学生之间的缘分有了深入的了解。

 

她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作出公正的报道吗?当我联系到她时,她的回答让我倍感温暖,且不乏职业精神。她诚恳地说:“开复,我了解你的为人,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我会以调查的方式写一篇报道,也会让两边的声音都能公正地发出。”

 

后来,8月的某一天,海姆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写出了以《微软和Google的科学家之争》为题的文章,除了陈述的一些事实以外,还大量描写了我对中国学生所做过的工作。

 

在文章里,她还记录了中国大学生们的看法。学生们都自然地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只是想跟随一个他们信赖的人去工作,盖茨和李开复都是商业领域的英雄,但李开复和中国学生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他是中国人。”她在文章里陈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微软真正的挣扎其实和李开复技术专家的角色无关,让微软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李开复对年青一代技术人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尤为突出。”

 

可以说,这篇报道的发出,至少在众多猜测文章里为我和Google赢回了一分。这也让我感到争取没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习惯阅读当地报纸的法官,都可能会看到这篇报道。相对于如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技术,它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件。

 

那一段时间,Google也通过媒体发出了一些声音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李开复离开微软是正常的职业变迁,一方面,李开复希望回到中国实现有激情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李开复向往创新的机制与环境。

 

另外,Google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李开复在两个公司的项目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竞业禁止协议”的管辖。另外,Google不需要任何微软的技术,雇用李开复也和技术无关。Google看重的只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执行力,还有他对中国的知识和理解。另外,李开复之前从苹果公司换到SGI公司工作,又从SGI公司换到微软公司,但他从未泄露过公司的机密。因此,他是一个诚信的人。

 最终Google律师们还出于现实的考虑决定,由于第一年我需要进行大量的办公选址、政府关系和招聘人员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让我只专注于这些工作,而自动放弃做搜索业务。这样就可以让我尽快到Google开始工作,从而在最短时间内结束诉讼,争取最大主动。  (连载五十一)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52)

不再熟悉的朋友

 

在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种突发事件都在不断上演。除了媒体的搏弈、微软的质问,还有对方律师不断提出的新的取证要求,在每一个细致的角落里,双方都在寻找最大的进攻切入点。

 

那段日子过的非常缓慢,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然而,在缓慢的调子中,仿佛又会有一段箭在弦上、千钧一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就象希区柯克的悬疑片一样,充满了谜团,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剧情和随时爆发的未知。

 

我的生活如同在冰刀上的舞蹈一样,每一步,都那么惊险。

 

2005年8月10日,我的私人律师忽然打电话给我,问“开复,你家里有几台电脑?”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回答说“有两台,我和女儿各有一个台式电脑。怎么了?”“那你的电脑上还存有微软的文件吗?”“当然没有,我不可能存微软的任何东西,而且我离职以前就告诉微软不再看邮件了。”对方显然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了,一会儿会有一个快递员来取你的电脑。微软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要求查看你的个人电脑,他们可能会期望到你的硬盘里存有微软的机密!”我大叫“我的电脑里没有微软的机密,但没有电脑,我怎么工作!”

 

果然,两个小时以后,我的台式电脑就被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快递员取走了。没有电脑,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我后来买了新的笔记本电脑,但由于我丢失了原来电脑上的许多私人数据,例如我每年的税表、亲朋好友的电子邮件、我所有的音乐和照片等,这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小麻烦。

 

过了将近一个月,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成为法庭上的证据,“李开复的个人电脑中,没有检测出任何微软的文件!”

 

然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只是众多繁琐小事中的一件。那个时候,诉讼双方都在分秒必争地准备证据,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下面的一个环节有关。微软、Google和我,都在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以便进入美国法律中一个叫deposition(取证)的环节。

 

所谓“取证”,是美国民事法律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这是英美法系中一个独特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取证的过程中,双方的律师和当事人都会到场,而且当事人和相关的证人都要接受对方律师的提问。这是一个表达和确认自己一方的观点,并发现新证据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法官派出的速记员全程记录,并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使用。尽管这一天并不是正式的审判,但取证的过程依然庄严肃穆。每个人在被律师提问之前,都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在这个阶段,当事人会面临轰炸机一般的提问,而且所有诉讼双方的证人都会到场。

 

2005年8月的最后一周是取证的一周,Google的人都和微软律师在加州做了取证工作。参加人员有Google的CEO艾瑞克、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我的老板艾伦尤斯塔斯,以及大约十位Google的员工。当然,还有我自己。

 

2005年8月26日,是我去西雅图参加取证的日子。那一天,所有的证人都按照法律提供的时间表陆续到达了微软总部附近的一幢临时房屋里,接受对方律师提问。

 

这一天,一切就如同想象中的一样,有《圣经》,有证人,有法官派来的速记员,还有摄象机的镜头记录着人们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这一天也是我被提起诉讼之后第一次见到以前在微软的同事们——那些决定把我推向法庭的人们。我见到了盖茨,见到了鲍尔默,见到了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蒙迪,还见到了我的前任老板艾瑞克。这一天,大家神情各异,这些不同的表情后来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虽然他们的表情或冷漠,或同情,或鼓励,或自信,或毫无表情,但都是种种无声的语言。他们在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情绪,顿时,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此时此地,昔日的“战友”在今日“对决”。不管对方是存心“伤害”,还是例行公事,我都悲从中来,百感交集。

 

那天盖茨径直走进了屋子里。那是我们在诉讼开始后的第一次相见,但他目光直视,没有和我有片刻的眼神交流。而我竟然真的有点难过,我甚至在那一刻回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工作的许多场景。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保留着那天我写下的日记:

 

当盖茨走进屋子里的时候,我并没有直视我,这会司因为,他已经把我视做一个敌人了吗?是不是他的律师团队教他这样做?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想让我对我的“背叛”感到难过,是不是这样就能给我强大的心理压力?

 

我想起我曾经是那么的信任他,并且对他说,“盖茨,我绝对不会对你说谎!我秒年个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是不能做的。”我也曾经在那次陪他“救火”的中国之行中“拯救”他,晚上我曾经跑到他的酒店房间里告诉他“比尔,我会尽量帮你解决一切的,好吗?”而他当时露出了多么无邪和信任的微笑。

 

那一天,我也见到了昔日的好朋友克瑞格蒙迪。他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我们曾经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也曾经带着太太到中国访问,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们在中国对话的一幕,我当时问他,“嘿,克瑞格,让我太太带你太太逛逛北京吧!你太太喜欢逛什么地方?”克瑞格当时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她喜欢垃圾店,比如买那些大家都不要的东西,哪里有卖破烂儿就带她去哪里吧!哈哈!”我笑着对他说,“有个亿万富翁丈夫,还要逛破地方,不可思议啊。”我们对视一笑。后来,我太太带她去了潘家园古董交易市场,她太太开心的合不拢嘴,好象找到了一个“天堂” !

 

我还想起,我曾经带他去见一位中国的部长。刚坐定,他就开始长篇大论批评开源的做法,从法律的根据一直批评到开源程序的不合理。但当时中国政府特别重视软件开源。我心里大惊,差点当场就要制止他。还好那位部长不懂英文,由我做翻译,因此他说十句英语,我就精简成为两句比较开源接受的汉语。事后,他还惊讶地问我,“怎么中文翻译出来这么短呀?”

 

而今天,我们却是站在两个阵营当中的人。我无法预料,在微软律师的监督下,他会说些什么。但我知道,肯定不会是我愿意听的话。

 

在我的日记里,同样有那一天与他见面的描述:

 

他刚刚从一次游船长途旅行归来。当他看到我时,他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并且急切地告诉我他在旅行中的趣事。我们当时谈论了很久,他告诉我他的游船去过的地方,还告诉我这次旅行让他很放松。此外,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的船上有四台电脑而他又是任何用boat computr(船上电脑)控制游船前行的!

 

但是,当速记员打开了机器开始记录证词时,克瑞格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朋友了。

 

而鲍尔默的取证过程并不出人意料。他说,开复是中国的“教父” !话锋一转,噢,他是负责中国的executive sponsor(公司中负责某个国家市场的副总裁),接着他又说,开复在中国拥有“巨大而独裁”的权力。很显然,他想用这头衔和说法来告诉法官我在中国的影响,甚至还歪曲事实说我有决策权。

 

但是,天啊,我不但不是负责中国市场的副总裁,更不可能拥有巨大而独裁的权力。这个绝对不实。

 

我在日记中看到自己绝望的呼喊:

 

我想到奥兰多阿亚拉的眼泪和他对公司的失望。我曾经满怀责任感地为微软作出建议,那一切仿佛一个巨大的怪兽,正咬噬我的心。

 

鲍尔默开始反复地谈论微软公司的机密不能泄露。然后又说,不但标着微软机密字样的文件不能透露,就算没有标着微软机密的文件,除非授权也不能对外。我的律师于是问他,谁有权对这些文件进行授权?鲍尔默回答:“我和高级副总裁。”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规定。难道,鲍尔默现场制定了新的规矩吗?

 

“鲍尔默反复提到我的《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里有一些数据涉及微软的机密,比如里面提到英特尔的芯片卖了多少,惠普的销售额是多少,IBM的营业额有多少。我不明白为什么鲍尔默会对这些和微软无关的数据长篇大论呢?难道是他们的律师在其中发现了什么漏洞,然后准备用这些数据来引诱我跳进某个陷阱吗?”

 

在旁听完三个证人的证词以后,我的律师暗暗地担心。在中间休息的阶段,律师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开复,他们很显然受到了律师的培训,律师一定帮他们准备了严丝合缝的答案,让他们泄露不了任何对你有利的证词和线索。”

 

“他们夸张和错误的指证呢?难道我们不能用这些来质疑他们的诚信吗?”

我问。

 

“我们当然会用到,但这次法官关注的是你的诚信,而不是他们的诚信。”

 

听到了这话,我真的开始有点绝望了。我想到在初中和高中每天上下课都要重复对美国的歌颂:“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自由和公正。)”那我的公正在哪里?难道这就是世界领先的美国式司法?难道这样就是公正?

 

不过后来,MSN搜索副总裁的到来,让形势有了改观!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克里斯多弗佩恩。

 

佩恩平时的风格就象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微软的一位副总裁曾经跟我说:“佩恩更象是一个snake oil salesman(江湖郎中,能把蛇做成蛇油当做灵丹妙药)。”他曾经说微软搜索一年就能赶上Google,两年会超越Google。他喜欢告诉别人他的部门是搜索业绩多好!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风格,“暴露”了我过去三年半根本位参与搜索业务的事实。

 

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的:“佩恩说的各种‘实话’,粉碎了微软对我的‘负责搜索’的谎言。他说:‘微软在李开复负责MSN的时代根本没有做真正的搜索,微软搜索是我2002年参加后才提议做的。我们的所有会议和对盖茨的汇报从没有请李开复参加。我们连产品推出时的感谢信也没有写上李开复。没有任何值得感谢李开复的。我是微软搜索的负责人,李开复和搜索无关。’”这些证词其实证明了我完全不在微软搜索的圈子里。听到他这样自豪地坦陈事实,坐在他旁边的微软律师的脸都绿了!

 

我的律师简直不相信,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们是最有利的证据!

 

大约一周后,微软的律师同样也对我进行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取证提问。经过之前整整两天旁观微软的取证,我深深知道这会是一个无比艰难和煎熬的过程。只要说错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有一点点的迟疑,都可能会带来莫大的灾难。何况,微软每个人只被询问两小时,而我要被问七个小时!

 

当天,我一直都在努力提醒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状态。我的律师警告我:“因为取证的内容对方律师可以筛选使用,所以你表现再好也只是零分。而表现不好就只能得到负分,而且还可能因此带来灾难。首先,不能对任何一件事情说谎。另外,不能答错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能答非所问。还有,只要针对性地回答问题即可。

 

因为我的律师“教练“苏珊告诉我,律师提问有很多“花招”。他们惯用的手段是在一个提问中潜伏另外一个问题,而当你回答这个问题时,就会相当于默认了律师假设的前提。因此,苏珊一直在提醒我,“千万别中圈套,不要承认莫须有的事情,不要说‘可能’、‘或者’、‘也许’这样的模糊字眼。”还有,主要谈事实,不要推测“别人怎么想”或者“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推测没有法律意义,所以回答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只可能带来麻烦。苏珊还对我说:“如果他们问了你不必回答的问题,或者法律程序不允许的问题,我们会objece(抗议),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回答。”

 

我不记得那一天我喝了多少杯咖啡,我只记得中午自己吃了一份沙拉,我不能因为吃的太多而让自己昏昏欲睡。微软律师对我的提问竟是从我写的一篇文章开始的: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是否相信所有美德里诚信是最重要的?

 

我:是的。

 

律师:请你读一下你给中国学生写的第一封信的片段。(他们尝试用这段话来打乱我的思维,因为我有可能会猜测他们接下来使出什么绝招来否定我的诚信,但我知道我的所有都光明磊落,于是,我心无杂念、义正词严地念完了这段。)

 

我:我曾面试过一位求职者,他在技术、管理方面都相当出色。但在谈论之余,他表示,如果我录取他,他甚至可以把原来公司工作时的一项发明带过来。随后他似乎觉察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特作声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后做的,他的老板并不知道。这一番谈话之后,对于我而言,不论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我都肯定不会录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诚实”和“讲信用”。如果雇用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将来不会象现在这样,把在这里的工作成果当做所谓的“业余之作”,进而变成向其他公司讨好的“贡献品”呢?这说明: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读完有什么感想?

 

我: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原则,决不妥协。对我来说,诚信比生命更重要。这也是我每次换工作都恪守的价值观。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在Google求职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贡品”呢?

 

我:当然没有。从我的电子邮件你可以明显看到:Google要求我绝不可以谈到微软的商业机密。我也对Google说:我只参与我在微软未做过的项目。你可以看到,我从苹果到SGI到微软,这方面都从未出过问题,我非常谨慎。

 

接下来,他们尝试挖掘我是否在微软七年中和Google高层保持联系,甚至藕断丝连的行为:

 

律师:李博士,你是否认识GoogleCEO艾瑞克施密特?

 

我:是,我们已认识十多年,但我们后来没有来往。

 

律师:没有来往,那你怎么找到他的?

 

我:我发电子邮件。

 

律师:你跟他没来往,怎么知道他的电子邮件?

 

我:用Google找到的。

 

然后,我们又想证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还在微软时就已经开始帮Google挖微软的人:

 

律师:你曾写了一封邮件,推荐了一个名叫郭去疾的微软员工给Google?

 

我:没有。

 

律师:郭去疾不是微软的员工吗?

 

我:我推荐他的时候,他已离开微软两年了。当时他正在斯坦福,即将完成他的MBA学位。

 

律师:那你还是在为竞争对手做事啊。

 

我:不,我是郭去疾过去5年的导师,所以他把我列为他的推荐人。他到任何公司去面试,我都有义务做他的推荐人。

 

律师:那你也为他做过进入微软的推荐人吗?

 

我:是的,2001年我推荐他进入微软,之后他在微软工作了两年。

 

律师:那他2005年读完斯坦福的MBA之后,你有否再次推荐他回微软呢?

 

我:有的,我想回中国工作,所以我把他推荐给微软中国。但他们没有谈拢。我有邮件为证,你要看吗?

 

2005年8月26日,这样的提问和回答几乎整整进行了一天。律师微象轰炸机一样从各个角度对我进行问话。当我完成了“取证”,苏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用一个词表达了她的感受,“完美无缺!”她对我说,“开复,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答辩者,每一个回答都象程序一样严谨、真实、符合逻辑,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而对于那一天的表现,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新东方集团的徐小平先生。那一天,他是证明我人格的证人。他在那封保证函上声称,所有的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在取证之前,律师告诉我要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帮我做人格担保。我本来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我的朋友圈子中选择这样一个人并不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朋友们的顾虑已经超过想象。很多时候,当我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都是满口答应,但和公司汇报之后,那些公司往往就会处于和微软的业务或者商业利益考虑,禁止雇员做这样对公司没有好处的事情!而也有很多公司听说微软是和Google在大官司,就更不愿意因为偏向某一方而被牵扯进来,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很多朋友最后都对我说,“开复,我绝对相信你的为人,也愿意为年作人格担保,但公司的规定不允许,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开复,我们合作过那么多次,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但公司不愿意受到牵连,禁止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对不起!”“开复,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为人,但我们公司的律师说,我们和微软有业务关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公司和微软的商业关系,所以,我很抱歉!”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感到无限的悲凉!

 

而此时,徐小平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作为新东方集团董事,他和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教育的看法。他这个人有激情、有理想,这一点与我对教育的感情很相似,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我找不到证人时,小平大度地说“我愿意为你作证,我没什么好怕的。”他的直爽让我至今难忘。

 

一直到今天,我的邮箱里还保存着他当初发给我的邮件。

 

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帮你做些事情。如果对你有帮助,我将非常高兴作为证人飞到西雅图。你的案子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也引起了反响。你希望到中国“为中国做些事情”的理由温暖了这里很多人的心。我希望你回归中国不是为了Google,而是为了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近距离和你交流。我祝愿你早日解决诉讼并希望早日在北京看到你!

 

后来,他不远万里飞到加拿大的律师事务所,帮我签署了这份证人声明。而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这份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并且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微软阻绕我去Google中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怕年轻的技术天才屏弃微软,加入Google,进而造成Google中国的快速发展。

 

徐小平在证词中说:

 

我从自己在新东方学校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了解到,李博士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人生道路。在面对时代剧变时,李博士的信和文章帮助他们转变了意识和观念。我每年都会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数百场次的演讲,在与他们交谈时,我经常引用李博士的话。这些演讲的听众通常是18-40岁之间、从高中生到博士的学生。李博士睿智的话语和建议在我的听众中总是受到热烈欢迎,新东方学校还提出请求并得到李博士允许,在我们学校的往站上转载他的多篇文章。我得知确信我们的许多学生有意申请出国深造的人都通过这一渠道看到了李博士的文字。我的学生们无数次告诉我,他们认同李博士,并相信在充满困惑和矛盾的中国当今时代,他是一位值得学习、尊敬和信赖的人。

 

我了解并确信李博士曾为学生们作过无数次演讲并撰写过过篇文章,这些文章往往都从东西方两种文化结合的角度探讨教育、技术和企业话题。他的话语和信件多年来在中国学生中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上所述,我本人也对李博士的许多文章相当熟悉,包括《美国教育启示录》以及闻名遐迩的“给中国学生的四封信”。我还访问过李博士回答中国学生问题并提供建议和咨询的网站,从中我了解到,李博士作为一位学生导师、顾问和引路人,在中国广为人知,并深受尊敬。

 

我了解并确信,2004年1月,李博士当选为《程序员》杂志评选的中国软件业最具影响力的20位风云人物之一。2005年1月,李博士当选为《人物周刊》评选的2004年中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评语中,《人物周刊》组委会称李博士为“传奇人物……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文中的“奇迹”是指李博士推动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不懈努力以及教育学生们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人物周刊》原文的复印件,以及经过鉴定的此文英文翻译版一起,作为证1附本证词声明后。

 

我在此声明,在华盛顿州法律之下,我的上述证词真实准确,否则原受责罚。

 

小平在加拿大签署了这份证词。后来,我的律师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有可能需要他到西雅图出庭作证。小平当时马上说:“如果要出庭,那我可能需要买一套正装啊,我一件正式的衣服都没有带!”于是,徐小平第二天就在加拿大匆匆忙忙买了套西服,准备出庭的是穿。不过,后来律师也没有让他去法庭上作证。因为有了证词就OK了,那套西服,也就白买了。

 

徐小平是一个非常风趣可爱的人,他的直率和坦诚,他的无所谓惧和拔刀相助,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人性的可爱。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总之,2005年8月的最后一周对于我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不仅仅因为那一周是取证的日子,而是这个阶段里我度过的每一天、经历的每件事、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感慨万千,我既体会到人情的凉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我相信,无论时间如何流逝,这段时光对于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生的回忆,它会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或浅或深的痕迹。我知道,无论未来有多遥远,我们都终将面对灵魂的拷问。我深信,对于这种拷问,我将作出无愧我心的回答。而对于其他的“伤害”,我也会将其当作一种宝贵的历练。因为,每一种创痛,其实都会带来一种成熟。  (连载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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